旧书焕然一新——读《两汉洛阳彩画》

2024-05-21 -

旧书焕然一新——读《两汉洛阳彩画》

洛阳石窟壁画_洛阳古代壁画博物馆_洛阳古代墓葬壁画

中国古代墓葬艺术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近年来。 自2009年起,由芝加哥大学吴鸿、北京大学朱庆生、中央美术学院郑岩三位教授主持的“国际古墓艺术研究学术会议”每两年举办一次。 截至今年秋季,已举办四届。 在古代墓葬艺术中,汉代墓室壁画和陶画不仅因其数量众多而受到学者们的青睐,而且因其内容包罗万象,吸引着学者们对许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结果。 不算难以准确统计的论文数量,目前有两本博士论文修改出版的汉代墓室壁画专着:一本是《古墓画:墓室壁画的发现与研究》。中央美术学院何西林博士的《汉代》。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一本是香港城市大学黄培贤博士的《汉墓壁画研究》(文物出版社,2008年)。这两本专着中与其他涉及汉代艺术的作品一样,洛阳汉墓壁画也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内容。此外,洛阳当地的学者尤其喜爱汉墓壁画和陶画。为了及时报道考古发现和发掘成果,并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们还出版了《洛阳汉代彩画》(王修、苏坚,河南美术出版社,1986)、《洛阳汉墓壁画》(黄明兰、郭银强,文物出版社,1996)、《拙笔画:洛阳汉墓壁画研究》(杜少虎,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洛阳汉墓壁画艺术》 ”(魏娜,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洛阳古墓壁画》(洛阳市文物管理局、洛阳古艺术博物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洛阳汉墓壁画研究》 (刘兰芝,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等专书,这些专书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精美的洛阳汉墓壁画和陶画的图像,也贡献了编者的研究经验。

王修、霍宏伟合着的《汉阳彩画》一书是对《洛阳汉彩画》的整理出版。 不仅从原来的20开本扩大到现在的16开本大版,而且从5.3印张扩大到18.75印张。 它还具有许多新奇之处。 应该说是一本新书。

洛阳古代墓葬壁画_洛阳石窟壁画_洛阳古代壁画博物馆

《洛阳汉代彩画》一书前面有苏坚撰写的《洛阳汉代彩画》一文,全面概述了洛阳汉代彩画的背景、绘画题材和艺术成就。 这是洛阳时代。 编制目录的常见做法,

同年出版的《洛阳汉画像砖》一书也有类似的概述。 《两汉洛阳彩画》放弃了这种做法,取而代之的是《两汉洛阳彩画考读总结》,全面整理了两汉洛阳彩画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仔细回顾两汉时期的学术研究史。 评论和评论。 在此基础上,作者总结了洛阳两汉彩画的特点,认为洛阳两汉彩画有五个特点:时间连贯、分布集中; 主要以考古发掘数据为主,数量大; 内容丰富、形式丰富 洛阳优秀绘画作品较多,绘画艺术水平较高,在部分绘画题材的应用上具有引领作用; 洛阳汉代彩画与该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都属于汉代墓葬装饰画的范畴,二者密切相关,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洛阳汉墓绘画艺术的整体。王朝,在不同的绘画载体上展现出同一时代的审美风格。 这些理解是否准确,见仁见智。 但确实,作者的这一认识是在充分掌握和研究洛阳汉代彩画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的。 文章中的大量注释就是很好的证明。 。

单从书名来看,《汉代洛阳彩画》和《汉代洛阳彩画》一样,都是一本提供图片的资料书。 然而,当你打开这本书研究它时,你会发现它既是一本资料书,又是一本研究专着。 首先,它是一本信息书。 本书是《汉代洛阳彩画》的修订本。 里面有王修先生在原书中临摹的四座汉代壁画墓的图画和彩陶的图案、图画,但并非原书的临摹。 对于四座壁画墓来说,不仅包括壁画,还用图片来标明壁画在墓葬中的位置,给读者空间提示。 还附有墓葬结构平面图和墓葬中随葬品,以方便读者比较研究。 彩陶已经大大超出了原著的范围,其中包括洛阳汉代墓葬出土的大量彩陶照片,以及长篇关于洛阳汉代彩陶资料的整理。 第二卷《临摹画录》以访谈的形式记录了王修先生临摹汉墓壁画、陶画的过程。 这也是一个文件。 它记录了老一辈文物考古工作者几十年来的心血和汗水。 勤奋、细心、敬业。 因此,采访内容是洛阳考古史和文化博物馆事业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更像是一本研究专着。 书前的《洛阳两汉彩画研究述评》是学术著作中常见的学术史述评。 在第一、二卷中,作者不仅详细刊登了汉墓壁画、彩陶的图像和文字资料,还对相关图像进行了详细的回顾。 并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例如,笔者认为卜千秋墓顶壁画中墓主夫妇面前的女性形象就是西王母。 这一认识是基于将这一女性形象与偃石辛村新莽时期壁画墓等墓葬壁画中的王母娘娘形象进行比较。 最终的结果不仅仅是与文献记载的中西方太后形象的比较,因此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洛阳已发掘的汉代壁画墓葬大部分已从原址迁至洛阳古艺术博物馆集中保存和展示。 其中一些被移动了不止一次。 墓葬壁画在迁徙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作者注意到了这一变化,记录了壁画墓的变迁历史。 如1957年发掘的烧沟61号墓,是洛阳发掘的第一座汉代壁画墓。 1959年移至洛阳王城公园修复,1987年移至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陈列。

墓室后壁壁画上方的空心砖上,用白粉写着“惧”三个大字。 在考古发掘现场,三个字的笔画清晰可见(《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当它搬到王城公园时,“恐怖”三个大字若隐若现。 当它被转移到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展出时,文字“它”已经找不到了。 这种现象可能是由于书写时使用的白色粉末的附着力较弱造成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自然脱落。 另一个现象是迁移过程中的人为错误。 当坟墓移至王城公园修复时,星象图上的第六块和第十一块砖的方向是正确的,而其余的砖却是颠倒的。 移至洛阳古艺博物院后,根据原发掘照片修正了部分砖块的方向,但第八块砖块的方向仍然是颠倒的。 作者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 他一方面在记录历史,另一方面也在提醒读者,当我们遇到被搬迁保存的文物,或者同一材料重复出版时,一定要并行阅读。 该信息具有误导性。

《洛阳两汉彩画》所收录的洛阳四座汉代壁画墓和陶画,是王修先生三十、四十年前临摹的。 如今,它们已经成为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 从彩绘陶画上的痕迹,我们可以看到前辈文博工作者在工作中一丝不苟的精神。 这种精神极大地提高了临摹画作为研究资料的可信度。 三十年前,《洛阳汉代彩画》一书备受学者关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考古学的发展史,既是一部思想变迁史,也是一部技术进步史; 一部深入考古研究史,一部考古技术史,更清晰、准确、全面地呈现相关信息。 但技术进步并不一定意味着新技术取代旧技术,而是丰富了获取信息的手段,使记录信息的方式更加多样化,更有利于互补和相互验证。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摄影、摄像、扫描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日新月异,记录的信息更加清晰、准确、全面,但临摹、拓片、白描等传统记录方式仍然存在。存在。 该值不能被丢弃。 例如,如果我们想看到陶画的完整图像,虽然摄影也可以做到,但图像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 最好的方法是临摹绘画、白描的展开图。

洛阳作为西汉时期的区域中心和东汉时期的王朝中心,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除了众所周知的城市建筑遗址外,墓葬壁画、陶画也是重要内容。 《两汉洛阳彩画》不仅为我们了解汉代洛阳墓室壁画、陶画提供了详实的资料,也为我们了解相关学术研究的进展提供了线索,同时也做出了贡献。作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独特的视角。 由于学术立场的不同,这种说法虽不无道理,但作者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精神目前更应发扬。

(《两汉洛阳彩画》,王修、霍宏伟着,文物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售价300元)

(本文首发于2015年12月1日《中国文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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